同窗 | 陶海粟：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的学术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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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陶海粟，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；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，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，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。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；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。
原题
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
（之三）
奇人邓英淘
人物小传
邓英淘
邓英淘（1952.9.5-2012.3.11），湖南桂东人，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，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。1982年2月～1985年7月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，1985年7月～1988年7月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，1988年7月以后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。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。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。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，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。2012年3月11日逝世，享年61岁。
主要代表作有：《走向现代化的抉择》《邓英淘文集》《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》(合著)《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》(合著)《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》(合著)《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》(合著)《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》(合著)等，此外，译校《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》等5部著作，撰写论文28篇，内部报告4篇，完成各类成果总量约138万字，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》一书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。
邓英淘是我们北大经济系77级的一位奇人。他好学不倦、独立不羁、坦直不阿。
记得刚进校在党史课上讨论陈独秀问题，我好像是按老师宣讲过的说了些什么，英淘随即反驳了我，讲了陈独秀的一些好话。我听了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并自觉学养不足之处。
之后英淘很快显示出学习上的自主性，他不汲汲于分数，不死背条条，重视西方经济学、英语和数学。那时还没有选修课制度，全体同学都是按一样的课表上课。但77级的课上，经常见不到邓英淘的影子，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外系听课。大概不光在经济系，而且在整个北大都是跨系自主选课的第一人。
邓英淘（右）与家人在一起
我当时是班上的支书。我觉得他的学习方法值得同学借鉴，想让他作学习委员。我们班那时还是比较民主的，每年改选班委，但还不是“宪政”，是在“一元化领导”下，由支委提名候选人。于是和其他支委商量后，让英淘作了学习委员。
他上任之后，想了不少办法活跃学习气氛。比如他在宿舍里给有兴趣的同学开办高等数学和西方经济学讲座，参加过的同学都感到很新鲜。此外，他还和我、王建等同学一起办了个叫《学友》的油印刊物，刊登同学们自己写的小论文。
不过后来经过实践检验，让他作学习委员这个举措似乎有些“冒进”了。一则他那时天马行空，不拘小节，缺课的事经常和系里产生摩擦；二则适合他的办法不一定适合多数同学。于是乎遵从民意，一个学期后征得英淘同意，又通过“一元化”请他退休了。
在校时我们俩经常下围棋。他的棋艺略高我一筹，但棋风很好，从不悔棋，也从不踩乎挖苦对手，且凝神思索，非常认真。边下棋边聊天，他谈的多为国事的大题目。他对陈云很敬佩，有一次给我看了陈云的一个内部讲话，对他讲的“硬通货”问题赞不绝口。
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交锋活跃，他有一次跟我说，老一辈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复辟有着真心的、极度的忧虑。还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他想建议中央选派几千名干部子弟到海外留学，因为他们更容易影响高层，从而可以促进国内的改革，我当时听了这个有点儿默然，心想到国外取经固然是好事，但干嘛干部子弟就得优先做唐僧？
邓英淘与父亲邓力群在一起
毕业前的一年多，同学们更少见到英淘了。他那时已参加农村发展研究组，经常出去到各地调查，提前投身到农村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了。我有时也听他谈谈调查心得。正好那时我有一个朋友（知名不具——编者）要离开北京去河北农村任县委副书记，我跟他说，我给你介绍个专家讲讲当前农村情况吧。于是征得英淘同意，和他一起骑车到城里朋友家，谈了一个晚上。基本上是英淘主讲，谈了些什么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没有多少大道理，都是农村工作中很具体的一些事情。
临毕业时他和我谈起考研考出国留学生的事，他说，国家正是急等用人之际，哪有再泡几年的时间呢，所以他准备直接走上工作岗位。我自己毕业后没有考研，跟他的影响也有关系。
他临终前，王小强对他做了一个长篇访谈（“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”）。在生命即将终结的病床上，他还仍然对世界走向、国家命运有着这么深切的关注和积极踏实的思索，我读了后很感动。访谈中，他从生产力的变化出发，从物品的可分割、可独占性质来分析市场机制和互惠机制的演变，这比传统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带来公有制的“铁的历史规律”还是有新意的。
当然，能源问题由于免费的日光能和风能得到解决后，是否所有物品都能变成不可独占，从而实现世界大同，这还是存疑的问题，但至少他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的方式还是给别人留下讨论余地的。
但是在谈到政治体制问题时，他的论证方式似乎就没有留给别人多少进行学术讨论的余地了。比如他和王小强在谈话中把吴敬琏说成“仇恨共产党搞计划经济”，这就言重了，给人赋予这样的“名分”，很难正常讨论问题的。
英淘在访谈中还讲到，要发扬民主，彻底改变动辄给人扣上反党帽子的错误做法，给大家发言权、监督权、决策权。不过他讲的“大家”只是党员，如果能把这个“大家”扩大一些，那就更好了。
三联书店出版的邓英淘文选
英淘追悼会那天，很遗憾有事没能参加。不过他的音容笑貌会长久地留存在我脑海里。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，留下了自己的印迹，这是值得他自我慰籍的。
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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